经历了百年沧桑的中医，仍然艰难地生存着
提起中医，脑海中首先浮现的是一位古稀老人，在风雨飘摇中蹒跚地走来，小心挪动着命运多舛的脚……
近日，中南大学科技与社会研究所教授张功[文]耀，在网上发起了“取消中医”的签名，短[章]短几天的时间，应者云集。曾经被视为“中[来]华民族瑰宝”的中医，在人们的讨伐声中，[自]再一次陷入困境；这位老人，也再一次被下[湖]了“病危通知”。
此次“医史钩沉”回顾中医历史，不为驳其[南]“以讹传讹”之说，亦不为正其“有科学性[长]”之名，唯求用最客观的语言记录这位“老[沙]人”的风雨历程。
20世纪前的“一枝独秀”
追溯中医的历史，恐怕要从远古讲起。早在[中]那时，我们的祖先在寻找食物的过程中，逐[医]渐发现某些食物能消除病痛；在使用石器的[康]时候，创造了砭石、骨针疗法，并在此基础[复]上逐渐发展为针刺疗法等。
此后的几千年，从《黄帝内经》，到明代李[理]时珍的《本草纲目》，被誉为中华民族瑰宝[疗]的中医，在顺境中发展着，并形成了“一统[培]天下”的局面。
然而，正所谓“物极必反”，鸦片战争后，[训]尤其是20世纪，西医大规模进入后，随着[学]国人对西医的态度由怀疑转为信服，中医正[习]式面临着严峻的挑战。
第一次论争：中医告负
1912年，北洋政府统治时期。当时的政[网]府以中西医“致难兼采”为由，在新颁布的[文]学制及学校条例中，只提倡专门的西医学校[章]，而把中医挡在门外，也就是近代史上著名[来]的“教育系统漏列中医案”。
消息一经传出，引起了轩然大波。扬州中西[自]医学研究会创始人袁桂生率先发表言论：“[湖]教育部定章，于中医学校之课程，删中医科[南]目，是可忍，孰不可忍。”自此拉开了中西[长]医第一次论争的序幕。
1913年，北洋政府的教育总长汪大燮再[沙]次公开提出废除中医中药。随后，教育部公[中]布的教育规程均弃中医于教育体系之外。
于是，上海“神州医药总会”会长余伯陶等[医]联合全国19个省市中医界和同仁堂、西鹤[康]年堂等药业人士，组织了“医药救亡请愿团[复]”，要求将中医纳入医学系。迫于压力，政[理]府只得一面搪塞说废除中医的政策不会实施[疗]，一面仍拒绝将中医列入教育计划。中医界[培]的第一次斗争就这样失败了。
西医误诊梁启超
第一次中西医论争中，梁启超是站在西医一[训]方的。然而，1926年，他的病成了中医[学]支持者们对西医发起反攻的有力武器。
3月8日，梁启超因尿毒症入北京协和医院[习]。经X光透视，医生诊断为癌。梁启超的弟[网]弟梁仲策问医生：“不一定是癌吧？”医生[文]答：“不一定不是癌。”再问：“怎么治？[章]”再答：“全部割除。”手术后解剖此肾，[来]果然看见其中有一樱桃大的黑点，却非癌症[自]。要命的是，病人尿中仍带血，且查不出病[湖]源所在。
如果仅是一件普通医疗事故，重提这桩旧案[南]，意义不大。许多人关注此案，是想将争执[长]多年的“中医西医孰优孰劣”问题，再付表[沙]决。所以，梁启超被西医“割错腰子”事件[中]一经传出，西医立刻成为众矢之的。原来，[医]梁启超入院前，曾请京城“四大名医”之一[康]萧龙友把脉，诊断说“不是急症”，不就是[复]尿里有血吗，“任其流二三十年，亦无所不[理]可”。而在西医那里割掉一个肾，得出的结[疗]论也是“无理由之出血症”。
梁仲策的《病院笔记》中对西医略有微词：[培]“中医之理想，虽不足以服人，然西医之武[训]断，亦岂可以服中医”。而徐志摩在《我们[学]病了怎么办》一文中也提到：西医所谓“科[习]学精神”，原来是“拿病人当标本看。你去[网]看你的眼，一个大夫检查了一下出去了，再[文]换两三个大夫来看，究竟谁负责这病，你得[章]绕大弯儿才找得出来。”
两篇“声东击西”的文章一经登载，便惹恼[来]了鲁迅。7月5日，鲁迅发表了《马上日记[自]》，开篇便将矛头对准徐志摩等人：“自从[湖]西医割掉了梁启超的一个腰子以后，责难之[南]声就风起云涌了，连对于腰子不很有研究的[长]文学家也都‘仗义执言’。同时，‘中医了[沙]不得论’也就应运而生；腰子有病，何不服[中]黄蓍欤？什么有病，何不吃鹿茸欤？”但当[医]时舆论对西医的谴责和攻击，占压倒优势。[康]
1929年的“废除旧医案”
正所谓“不是东风压倒西风，就是西风压倒[复]东风”，“五四运动”后，中西医之争愈演[理]愈烈。在地质学家丁文江的书中就有这样的[疗]对子：爬山、吃肉、骂中医，年来心不老；[培]写字、喝酒、说官话，知难行亦难。可见，[训]“骂中医”成了西化知识分子的“饭后运动[学]”。
1929年，民国政府的“废止旧医案”，[习]终于引发了中西医的第二次论争。这次论争[网]，直接关系到中医的存亡。
1929年2月，国民政府卫生部召开了第[文]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。围绕“废止中医”问[章]题，余云岫、褚民谊等人先后提出了四项议[来]案，列出了限制中医开业、不准办学等方法[自]。考虑到提案过于激进，中央卫生会议权衡[湖]再三，最后通过的废止中医案——《规定旧[南]医登记案原则》，实施办法缓和了许多。规[长]定了废止中医的三条原则：“甲：旧医登记[沙]限至民国十九年为止；乙：禁止旧医学校；[中]丙：其余如取缔新闻杂志等非科学医之宣传[医]品及登报介绍旧医等事由，卫生部尽力相机[康]进行。”
议案一旦实施，中医废止便仅仅是时间问题[复]了。因此，提案刚公布，首先便遭到了上海[理]中医界的反抗。3月17日，全国281名[疗]代表在上海召开全国医药团体代表大会，成[培]立了“全国医药团体联合会”，组成请愿团[训]，要求政府立即取消议案。社会舆论也支持[学]中医界，提出“取缔中医就是致病民于死命[习]”等口号。
主张废止中医的余云岫、胡定安等，纷纷在[网]各大报刊上发表废止中医的言论，回应中医[文]界的批评。论争充满了火药味，并上升到政[章]治意识形态的层面。
此时，南京国民政府不愿意因为一些无关紧[来]要的事件而引起社会较大的动荡。时任卫生[自]部长薛笃弼，更是急于将这场风波尽快平息[湖]。他一再公开表示并无废止中医之意。并向[南]请愿代表当面表态：“我当一天部长，决不[长]容许这个提案获得实行。”不久，请愿团收[沙]到国民政府文官处批示：撤销一切禁锢中医[中]法令。第二次论争以中医界胜利告终，中医[医]界也将3月17日定为“中国国医节”。
建国后的第三次论争
建国初期，全国卫生工作会议拉开了中西医[康]第三次论争的帷幕。1950年，民国时期[复]废止中医派的代表人物余云岫在全国卫生工[理]作会议中，提出了草案名为“改造旧医实施[疗]步骤”的草案。草案将“废止”变成“改造[培]”，将中医“堕其首都也，塞其本源也”。[训]
这次会议上，针对解放前医药卫生条件落后[学]的状况，党中央制定了我国卫生工作的三大[习]方针，其一便是“团结中西医”。遗憾的是[网]，团结中西医的政策，在执行初期，被理解[文]为把中医改造成西医。政府举办的中医进修[章]学校，进修却是现代医学；青年中医也都被[来]选送到西医学院再学习。这一系列原因，使[自]中医再次陷入困境。
上世纪50年代，中央发现“团结中西医”[湖]政策被错误执行后，立即开展了一场自上而[南]下的学习，以纠正各级领导和医务工作者对[长]中医的偏见。
然而“文革”期间，由于种种错误导向，全[沙]国绝大多数老中医被批斗、迫害；很多中医[中]古籍被当成“四旧”送进了造纸厂的化浆池[医]。有人用对联描述了中医的处境，上联：惨[康]，无知，破四旧，万马齐喑，文化大革命，[复]老中医遭摧残；下联：悲，有罪，立三股，[理]一派胡言，中西医结合，小大夫被毒害；横[疗]批：中医危矣。
“文革”后，中医才从浩劫中再次恢复了元[培]气。直至1982年，颁布的宪法中提出“[训]国家发展医疗卫生事业，发展现代医药和我[学]国传统医药”。这才给予了中医和西医同等[习]的地位。
一个世纪已经过去，中西医的冲突却尚未尘[网]埃落定。中医的大起大落究竟要止于何时？[文]在西医的夹缝中，中医又该如何求生？我们[章]拭目以待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