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医有着悠久的历史。早在远古时代,我们的祖先在与大自然作斗争中就创造了原始医学。人们在寻找食物的过程中,发现某些食物能减轻或消除某些病症,这就是发现和应用中药的起源;在烘火取暖的基础上,发现用兽皮、树皮包上烧热的石块或沙土作局部取暖可消除某些病痛,通过反复实践和改进,逐渐产生了热熨法和灸法;在使用石器作为生产工具的过程中,发现人体某一部位受到刺伤后反能解除另一部位的病痛,从而创造了运用砭石、骨针治疗的方法,并在此基础上,逐渐发展为针刺疗法,进而形成了经络学说。

中医理论主要来源于对实践的总结,并在实践中不断得到充实和发展。早在两千多年前,中国现存最早的中医理论专著《黄帝内经》问世。该书系统总结了在此之前的治疗经验和医学理论,结合当时的其他自然科学成就,运用朴素的唯物论和辨证法思想,对人体的解剖、生理、病理以及疾病的诊断、治疗与预防,做了比较全面的阐述,初步奠定了中医学的理论基础。《难经》是一部与《黄帝内经》相媲美的古典医籍,成书于汉之前,相传系秦越人所著。其内容亦包括生理、病理、诊断、治疗等各方面,补充了《黄帝内经》之不足。

秦汉以来,内外交通日渐发达,少数民族地[文]区的犀角、琥珀、羚羊角、麝香,以及南海[章]的龙眼、荔枝核等,渐为内地医家所采用。[来]东南亚等地的药材也不断进入中国,从而丰[自]富人们的药材知识。《神农本草经》就是当[湖]时流传下来的、中国现存最早的药物学专著[南]。它总结了汉以前人们的药物知识,载药3[长]65种,并记述了君、臣、佐、使、七情和[沙]合、四气五味等药物学理论。长期临床实践[中]和现代科学研究证明：该书所载药效大多是[医]正确的，如麻黄治喘，黄连治痢，海藻治瘿[康]等。

公元三世纪，东汉著名医家张仲景在深入钻[复]研《素问》、《针经》、《难经》等古典医[理]籍的基础上，广泛采集众人的有效药方，并[疗]结合自己的临床经验，著成《伤寒杂病论》[培]。该书以六经辨伤寒，以脏腑辨杂病，确立[训]了中医学辨证施治的理论体系与治疗原则，[学]为临床医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。后世又将该[习]书分为《伤寒论》和《金匮要略》。其中，[网]《伤寒论》载方113首（实为112首，[文]因其中的禹余粮丸有方无药），《金匮要略[章]》载方262首，除去重复，两书实收剂2[来]69首，基本上概括了临床各科的常用方剂[自]，被誉为“方书之祖”。

西晋医家皇甫谧（公元215～282）将[湖]《素问》、《针经》、《明堂孔穴针灸治要[南]》三书的基本内容，进行重新归类编排，撰[长]成《针灸甲乙经》12卷，128篇。该书[沙]为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针灸专书，其内容包[中]括脏腑、经络、腧穴、病机、诊断、针刺手[医]法、刺禁、腧穴主治等。书中经过考查确定[康]了当时的腧穴总数和穴位349个（包括单[复]穴49个，双穴300个），论述了各部穴[理]位的适应证与禁忌，总结了操作手法等，对[疗]世界针灸医学影响很大。公元701年日本[培]政府制定医药职令时规定，本书为医学士必[训]修书。

公元610年,巢元方等人集体编写的《诸[学]病源候论》,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病因证候学[习]专著。全书共50卷，分67门，载列证候[网]1，700余条，分别论述了内、外、妇、[文]儿、五官等各疾病的病因病理和症状。其中[章]对一些疾病的病因及发病原理已描述得比较[来]详尽而科学。例如：对某些寄生虫的感染，[自]已明确指出与饮食有关；认为绦虫病系吃不[湖]熟的肉类所致。书中还记载了肠吻合术、人[南]工流产、拔牙等手术，说明当时的外科手术[长]已达到较高水平。隋唐时期，由于政治统一[沙]，经济文化繁荣，内外交通发达，外来药物[中]日益增多，用药经验不断丰富，对药物学成[医]就进一步总结已成为当时的客观需要。公元[康]657年唐政府组织苏敬等二十余人集体编[复]修本草,于公元659年完稿,名为《唐·[理]新修本草》(又名《唐本草》)。这是中国[疗]古代由政府颁行的第一部药典，也是世界上[培]最早的国家药典。它比欧州纽伦堡政府公元[训]1542年颁行的《纽伦堡药典》早883[学]年。该书共54卷，包括本草、药图、图经[习]三部分，载药850种，在国外影响较大。[网]公元713年，日本官方就以此书的传抄本[文]规定为学医的必读课本。

唐代医家孙思邈（公元581～682）集[章]毕生之精力，著成《备急千金要方》、《千[来]金翼方》。其中，《千金要方》分为30卷[自]，合方论5，300首；《千金翼方》亦3[湖]0卷，载方2，571首。二书还对临床各[南]科、针灸、食疗、预防、养生等均有论述。[长]尤其在营养缺乏性疾病防治方面，成就突出[沙]。如认为瘿病（指甲状腺肿类疾病）是因人[中]们久居山区，长期饮用一种不好的水所致，[医]劝告人们不要久居这些地方；对夜盲病人，[康]采用动物肝脏治疗等。公元752年，王焘[复]著成《外台秘要》，全书共40卷，1，1[理]04门（据今核实为1，048门），载方[疗]6，000余首，可谓集唐以前方书之大成[培]。

宋代对中医教育比较重视。宋政府设立“太[训]医局”，作为培养中医人材的最高机构。学[学]生所学课程包括《素问》、《难经》、《伤[习]寒论》和《诸病源候论》等。教学方法也有[网]很大改进，如针灸医官王惟一曾设计铸造铜[文]人两具（公元1026年），精细刻制了十[章]二经脉和354个穴位，作为针灸教学和考[来]试医师之用。考试时，试官将铜人穴位注水[自]，外用蜡封。受试者如取穴正确，可针进水[湖]出。是这中国医学教育事业的创举。公元1[南]057年，宋政府专设“校正医书局”，有[长]计划地对历代重要医籍进行了搜集、整理、[沙]考证和校勘，历时十余年，约在1068～[中]1077年陆续进行。目前我们所能读到的[医]《素问》、《伤寒论》、《金匮要略》、《[康]针灸甲乙经》、《诸病源候论》、《千金要[复]方》、《千金翼方》和《外台秘要》等，都[理]是经过此次校订、刊行后流传下来的。

公元十二至十四世纪的金元时代，中医学出[疗]现了许多各具特色的医学流派。其中有代表[培]性的有四大家、即：刘完素（公元1120[训]～1200），认为伤寒（泛指发热性疾病[学]）的各处症状多与“火热”有关，因而在治[习]疗上多用寒凉药物，被后世称之为“寒凉派[网]”：张从正（约公元1156～1228）[文]，认为病由外邪侵入人体所生，一经致病，[章]就应祛邪，故治疗多用汗、吐、下三法以攻[来]邪，被后世称之为“攻下派”；李东垣（公[自]元1180～1251），提出“内伤脾胃[湖]，百病由生”，治疗时重在温补脾胃，因脾[南]在五行学说中属“土”故被后世称之为“补[长]土派”，朱震亨（公元1281～1358[沙]），认为人体“阳常有余，阴常不足”（即[中]认为人体常常阳气过盛，阴气不足），治疗[医]疾病应以养阴降火为主，被后世称之为“养[康]阴派”。

明代医药学家李时珍（公元1518～15[复]93）亲自上山采药，广泛地到各地调查，[理]搞清了许多药用植物的生长形态，并对某些[疗]动物药进行解剖或追踪观察，对药用矿物进[培]行比较和炼制，参考文献800余种，历时[训]27年之久，写成了《本草纲目》，收载药[学]物1，892种，附方10，000多个，[习]对中国和世界药物学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[网]献。

大约在公元十一世纪，中医即开始应用“人[文]痘接种法”预防天花，成为世界医学免疫学[章]的先驱。公元十七至十九世纪，由于传染病[来]的不断流行，人们在同传染病作斗争的过程[自]中，形成并发展了温病学派。如明代吴有性[湖]认为传染病的发生，“非风非寒,非暑非湿[南],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,”他称之为[长]“戾气”。他指出“戾气”的传染途径是自[沙]口鼻而入，无论体质强弱，触之皆病。这就[中]突破了中医学历来认为的病邪是由体表进入[医]人体的传统理论，在细菌学尚未出现的十七[康]世纪中叶，这无疑是一伟大创举。到了清代[复]，中医在治疗温病(包括传染性和非传染性[理]发热性疾病)方面成就的代表著作有叶桂的[疗]《温热论》、薛雪的《湿热条辨》、吴瑭的[培]《温病条辨》及王士雄的《温热经纬》等。[训]

清代医家王清任(1968～1831)根[学]据尸体解剖和临床经验写成《医林改错》,[习]改正了古代医书在人体解剖方面的的一些错[网]误,强调了解剖知识对医生的重要性,并发[文]展了瘀血致病理论与治疗方法。

近百年来，随着西医在中国广泛地传播，形[章]成中医、西医、中西医结合并存的局面。一[来]些医家逐渐认识到中西医各有所长，因此试[自]图把两种学术加以汇通，逐渐形成了中西医[湖]汇通学派。其代表人物及其著作是：唐宗海[南]（1862-1918）之《中西汇通医书[长]五种》；朱沛文约19世纪中叶）之《华洋[沙]脏腑图像合纂》；张锡纯（1860-19[中]33）之《医学衷中参西录》等。

中医药学是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[医]分。几千年来为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做出了[康]卓越的贡献,并以显著的疗效、浓郁的民族[复]特色、独特的诊疗方法、系统的理论体系、[理]浩瀚的文献史料,屹立于世界医学之林,成[疗]为人类医学宝库的共同财富。中医药学历数[培]千年而不衰,显示了自身强大的生命力,它[训]与现代医药共同构成了我国卫生事业,是中[学]国医药卫生事业所具有的特色和优势。